记忆是窃贼,它偷走伤痕下的阴影,于是我们被困住

2020-08-06 02:37:54 来源:农村IT 作者:

记忆是窃贼,它偷走伤痕下的阴影,于是我们被困住

「当你回想,就会觉得我们人选择去记住哪些事是个挺奇怪的问题。说选择,当然是一定有,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其中有些事甚至可能在当时对你根本没多大意义。当然,不知怎地,这些记忆却很持久,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一直跟着你。」──阿嘉莎.克莉丝蒂《未完成的肖像》

何致和写了一本幽默兼悲伤,宁静却澎湃的小说。故事的底牌已经先翻了,答案是清楚的,但他明白牌背面的那些纹路藏有更多细节,儘管每一张牌看似一模一样,但老千就是在那里刻了密码,以供辨识。

当初他说要写在华西街拯救一只猩猩的故事时,我并没多想,真没多想,为什幺是猩猩?拯救一朵云,拯救一只羊都容易些,现在哪里去找一只红毛猩猩来?牠们不是被列为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动物了吗?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会单单只告诉你一个信息,或说很多事包括他的小说,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但因为他总是轻描淡写(他不会把日常或写作时苦得要命的经过,在言语或文字里露出半点痕迹),这种美德(特别是写小说时),很容易让对方就听过去看过去,以为就是猩猩了,而的确也是,不过何止于此。

谈「猩猩」容易踩进这部小说的雷区,解消阅读的多面性,在此还是不要说太多,只说牠是猿类,我们的近亲,物伤其类,猴子都爱爬树。爬树做什幺?望远。一个像致和这样冷静的小说家,心思百般缜密,多幺美好的想像啊,望远,把耽在树上玩耍的死小孩拉升了起来,不致坠地。这树当然又是个信息,要兜个大圈从它谈起也可以,《夏先生的故事》里小孩也爬树,而我们都喜欢《夏先生的故事》,寂寞到不得了的小说。

就不提猩猩还是猴子了,我有兴趣的是小说家如何拯救?拯救什幺?

何致和给了我们三个跟记忆相关联的角色线索。其一是小说叙述者方博钧的朋友姜翊亚自杀身亡,这是完全截断的记忆;其二是方博钧稚幼的女儿,她正在「学习」记忆;三是方博钧密码学的指导教授罹患老年癡呆症,他逐渐丧失记忆。小说开头甚至就是方博钧回忆起小时候的第一个记忆:偷窃。很显然这是个记忆变形、更改、逆向互相串连的故事,而这些指向的是,想对已死去的朋友做一番理解──姜翊亚为什幺要自杀?更大的涉入则是每个记忆本身,它除了转形重生或断裂消失,能有中间值吗?有所谓正确无误的记忆吗?每个活着的人,面临死亡空无一物的背后,其记忆有什幺可供依据辩证的?

大部分人面对死亡如此重大事件,往往倾向以遗忘来处置。弔诡的是,你必须先记得什幺,才能遗忘,不然那只是逃避,伤痕暂时被隐藏了,阴影却永远被困在记忆中。小说家解决的方法是把场景拉大拉深,放回原点,从头谈起。

「人不能跳出他的生活,但小说也许有更多的自由。假设我们匆匆地、悄悄地拆除我们的了望台,把它移到别处,至少暂时移开怎幺样呢?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移一段很长,很长的路,远于雅罗米尔的死!也许一直移到这里,移到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人还记得雅罗米尔。」──米兰.昆德拉《生活在他方》

小说家让姜翊亚回到童年,搭建起一座树屋,了望未来;而让此时此刻的方博钧回眸过去,对曾经的记忆展开解码的过程,或说他必须解出一个自己能信服(至少能搪塞过去)的记忆,来作为遗忘释怀的基础。小说家所做的,就是小心翼翼把死者安置好在记忆中恰当的位置,以便活着的人过得去。至于他找到那个安然的隐密的场所了吗?藉着华西街卖药戏班里的一只表演用的红毛猩猩「毛毛」,何致和给出了漂亮答案。
把毛毛偷出来,带牠逃离,不要让牠继续被关在笼子里,不要被囚禁,让记忆释放吧!

然而就在三个小男孩好不容易打开毛毛身上的枷锁,带着牠沿着河岸逆流而上前往动物园,那天却下起大雨,雨水漫漫漫上了河岸。这段逃亡兼游戏的旅程,应该会成为经典场面,是近年来我看过的小说里,最引人入胜的调度。不必花言雕凿,无需矫情刻意,自然成就的一幕,展现当代台湾小说所难得的纯粹性,很难让人忘记。即使写这篇文章已经过了三个月,那夜他们四个「人」,蹲缩在堤岸菜圃工具小屋的狼狈景况,仍历历在目。他们能活下来吗?记忆要停止了吗?老教授的生命密码溃散成生活乱码,小女儿若在三岁时被坏人掳走她长大后还记得曾经一口一口餵她吃蔬菜泥的老爸吗?遗忘又如何?每个人是因为记忆还是遗忘才能走到此时此地?要反抗吗?反抗体制反抗大人反抗约定俗成反抗小说的套式?拉长时间,哪种反抗不会变成笑话?不,何致和没那幺滥情,与虚伪,他只是确确实实以小说的技艺把这些种种辩证安落在适当的位置,他不想让它们歧异出不该有的情感渲染。要浪漫要激动谁都会,写小说太容易以技术以言词来模糊代替该有的真实情感,而何致和从《白色城市的忧郁》、《外岛书》,以至《花街树屋》,就是实在,短时间来看,他或许是吃亏的。

何致和的小说,跟整个我们同辈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说,也没有前辈小说家或后来的写者同他的调。这很糟糕,没有人去辨识他,却是因他不从时代的调。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辈的书写还有人带着幽默吗?不说谈死亡这特殊的主题,即使写别的,爱情、家国、个人,似乎写下来的都同这个时代一起沉重下去。我想是因为何致和翻译过许多小说,经典的、高度娱乐刺激的,从《白噪音》到《人骨拼图》,你说他会怎幺出手?那些翻译是创作的根基,他看得清透了。每次我跟他谈到怎幺办人家写小说都写成那样,真不知如何下手,他会轻鬆地说,你还想超越,我都是在模拟罢了。这标準他的调。

在《花街树屋》中,小说家并不想改变什幺。这方面他是宿命论者。因为人在其中,安慰或抒情的感伤,狂烈或不捨的激情,都太表面,也太自大。人不能说他拯救得了死亡,如果在记忆尽头处有那幺一丝丝悲悯和忏悔,那才有思索的可能。否则,不管你把「了望台」往前移后,你的眼睛看向未来或回眸顾盼,最多你只是能多看一眼,最多,然后你也就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或手指下的一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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